“快去，给我把党费交了”

——忆父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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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泣梅

一

父亲声音低沉，很费力地催促我：“快去，给我把党费交了。”

我翻身而起，狠狠地撞上长夜漆黑的额头，但我没有痛感，多么惶恐。我掉进黑与黑的深渊，我的目光被一只巨掌遮挡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急切地伸出手四处摸寻着，四周一片空白，哪里有父亲的身影。

原来，我又梦见父亲了。

与病痛搏斗了多年之后，父亲终是离开了。他为这尘世腾出空间，供朋友播撒感叹与感慨，供我们栽种怀念与追忆。

记得十三年前的那一天，天空昏暗，成片的乌云耷拉着脸，欲坠不坠。我们家在七楼，即使门窗大开，整个客厅依然情绪低落，一点也不敞亮。父亲扶着墙从卧室缓慢地走出来，递给我一个黑色钱夹，说：“快去，给我把党费交了。”我不知道，他是从哪里来的力气，自己强撑着从卧室走出来的。父亲被肺癌折磨，已经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很多时候他都是趴在床前的一根小凳子上，蜷着身子，像一张沉默的弓，一个疼痛的符号。但一直以来，他没有喊过疼。直到父亲离开，我买的止痛针他一剂都没有用过。我以为父亲是因为当过兵，更坚强，更有忍耐力，我却忘记了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员。我仿佛看到他在台历的空白处写下：相对于江竹筠指尖的竹签，相对于李青林坐过的老虎凳，这点痛不算什么。

看着骨瘦如柴的父亲，我真的体会到了油尽灯枯的无奈与无助。我甚至不知，这竟是他最后的一抹光亮在红尘中一闪，就永远地熄灭了。

二

父亲是一名货车司机，在部队期间不仅学会了汽车驾驶技术，还掌握了过硬的修车本领，这便成了他一生从事长途驾驶的资本。开车的不会修车，是无法完成长途运输业务的。那些年代，车辆要是在荒郊野外发生故障，必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。父亲在车队是拔尖的，不管开车还是修车，都没人敢跟他叫板，所以“梅师傅”的名头很响，我还记得老家的墙上到处贴着父亲技术能手、节能标兵的奖状。每次车队分配任务，大家都争得热火朝天，父亲总是呆在一边，不言不语，直到同事们先挑好了，他才去把最重最难的活揽下。久而久之，队里也习惯了，别人不敢接的运输任务，都扔给他，知道他是党员，绝不会推辞。

父亲很少回家，就算回家，我们也不一定能见上一面。直到我上小学，我都觉得父亲是陌生的，让人又敬又怕，不太敢靠近。母亲有时忍不住会责怪父亲不管孩子，不顾家。父亲总是说，我是党员，要以工作为重，等我把这些徒弟带出来就轻松了。父亲的徒弟倒是一拨一拨带出来了，直到退休，就是没见父亲轻松过。

奔波在全国各地，有时带队送货，传授经验和技术；有时独自翻山越岭，抢时间，争货源，父亲已经习惯了饥饿、寒冷、恐惧、危险、疲劳与寂寞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父亲曾运输一批解放鞋翻越大山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大雪阻拦，困在乡村的山道。一天又一天，大雪倔强地倾诉着什么，不仅不愿停下来，反而越下越大。父亲冒着风雪，翻找工具铲雪，可刚铲掉一层积雪，很快又堆得更高。他又冷又饿，坐在雪地上，直到一件厚厚的雪衣落在他身上，他变成了雪人，变成了和这片土地一样的人，他才缓缓站起身。他锁好车门，深一脚浅一脚向村庄走去。木门深深，没有人接纳他，他不怨不恨，祝福着离开，又试着敲响下一家的门环。终于，有一位老人接过父亲冻红的双手递出的香烟，聊着聊着就融进了山村的寒冬。当父亲提着在老人家锅里买来的热腾腾的洋芋走回货车时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车厢后面的篷布已被打开，一个黝黑的汉子正呼啦啦往下扔着解放鞋。那是崭新的军绿的鞋，是一双双正等待穿上在军营奔跑的鞋。父亲突然大吼一声，吓得那人一慌从车厢摔下去，在厢门的插销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，血流如注。父亲赶紧跑上车拿出医药箱替他消毒止血，一边说着解放鞋的去处。那汉子想到自己的孩子也在当兵，不禁羞愧万分。后来的几天，老人每顿都会来喊父亲吃饭。而那汉子也会派他的二儿子帮忙在车前值守。于是，父亲有了更多时间和乡亲们沟通，和他们分享山外的消息，讲述天南海北的见闻，还把母亲安排他买的蔬菜种子和车里常备的药物送给了他们。父亲的善良和随和打动了乡村的男女老少。雪停时，村民全员出动铲雪清道，把父亲感动得热泪盈眶。离开时，父亲做通了村长的工作，把他家病重的孩子送去了三十几里外的医院医治。

后来，父亲只要路过那个山村，就会备一些孩子的零食和药品带过去，那里的孩子全都亲切地叫我父亲“梅大爷”。父亲每次到山村，习惯连续按下三次喇叭，“梅大爷来了”，就像一首快乐的山歌在山村回响。

三

以前父亲经常开车跑石柱，那里山势险峻，弯多路窄。要是山洪暴发，道路塌方，那就危机四伏危险重重了。一次，父亲送货去石柱供销社，就遇到塌方。幸好父亲发现不妙，及时停在安全地段。他下车望着前方翻滚的江水叹息，突然有哭声隐隐传来。父亲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里既没有村也没有店，幻听了吗？他再认真倾听，确实有孩子声音。原来小燕上学途中躲避不及，随着泥石流一路下滑被冲下山来，挣扎在淤泥里，眼看就要掉进茫茫长江。

塌方还在继续，父亲迅速从车上解下固定车棚的绳子，试探着靠近小燕。泥沙不停滑下来，夹杂着石子，石块。父亲找到一棵树，全身是泥，已分不清是什么树，他用力拉了下，感觉还算牢固，就把绳子一头固定在树上，把绳子的另一头扔下去。一边安慰着小燕，一边鼓励她抓住绳子捆绑在身上，父亲就像拉纤一样一点一点把她拖上来。那场景凶险、紧张、恐惧、恐怖。两个人的命运都悬在一根绳子上，万一掉下一块大石头，父亲不但救不了小燕，还会搭上自己的性命。所幸，父亲成功了，他把小燕带到了车上，她脸上是泥，辫子上是泥，身上是泥，还处处是伤，两只眼睛溢出惊惧和惶恐。父亲一边安慰她，一边给她简单处理，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干粮给了小燕充饥，自己却在水沟里捧水当餐。当大雨停止，疏通了道路，他迅速把小燕送去医院，并通知了她的家人，才急急赶去供销社交货。

我十岁那年要去重庆参加比赛，曾坐过一次父亲的车。大雨路滑，天将黄昏，父亲的东风汽车在蜿蜒的山道上艰难地行进。到梅溪大桥时，雨越下越大，闪电和惊雷猖狂得像要掏出我们的心脏。快到桥头时，本来就开得极慢的父亲，把车速又减了下来，稀泥淤积的路面失去了摩擦力，车胎不停打滑。久经沙场的父亲，一头大汗，他叫我闭上眼睛，别看车外。其实车外除了雨就是雾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右边的车胎不听使唤，悬空在梅溪大桥上了，雨刮叽叽嘎嘎的声音像刀片，切割着我们的神经。父亲看看我，握紧方向盘，一点一点调整方向，又反复在两边反光镜上确认位置。车子缓缓地，仿佛蚂蚁在蠕动，十分钟过去了，三十分钟过去了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像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很久。当父亲把汽车艰难地开下梅溪大桥，安全停在路边后，趴在方向盘上许久都没有动，也没有言语。直到我们顺利抵达重庆，父亲才与同事们说，他遇到过无数次这样的险境，他是军人，他是党员，他什么都不怕。但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毁在他手上，不能让一车货一辆车报废在自己手上。那时我才知道，这个威严，甚至有些陌生的父亲，并不是不爱我们，而是爱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“做好自己，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，一个党员就该有党员的样子，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安危，只懂得索取和享乐，那我们的国家还能靠谁？那么多烈士英雄不都白白牺牲了？”父亲说这话时，我看到了火焰和光芒，我确定，这是不一样的父亲。

想到母亲的埋怨，父亲只要途经老家，就会尽力做好计划，调整速度，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回家一晚，趁机看看我们。那一次父亲本该在涪陵过夜，他把吃饭的时候，喝水的时间，上厕所的时间都节约下来，加足马力赶路。到达龙溪河边时，已是深夜两点。父亲熄了火，请了附近的人来守车，也许是太困了，守车的人还没来，父亲却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。等父亲一觉醒来，天已露白，他向着对面山上的瓦房望了好一会，用龙溪河水擦了一把脸，在龙溪河清澈的镜子里，照了照自己，又发动汽车，奔波而去。

心中有党，内心明亮，党在心中，自信坚定。父亲很骄傲，他是个党员，他坚持着自己的信仰，一生坦荡、充实。他默默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拼搏，在他的认知里，那就是本职，那是应该的。他一生并不富裕，却总是在帮助别人。他常说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一定要有信仰，活得阳光，来尘世走一遭，我们总该留下点什么。我就是在父亲的影响下，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并一直严格要求自己，坚持付出，不求回报。

父亲是个平凡的人，平凡的党员。我们身边，有许许多多和我父亲一样的人，一样的党员，他们讲正义，有正气，吃得苦，吃得亏，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奋斗着、贡献着，呕心沥血，殚精竭虑。祖国富起来了，强起来了，不得不说，一定有他们的功劳。

望着星空，我仿佛又听到父亲在叫我：“快去，给我把党费交了。”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忍不住要向我的父亲致敬，也想向和我父亲一样的党员们致敬。他们都是我的榜样，我的亲人。

（作者简介：泣梅，本名梅军，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星星》《散文诗》《诗选刊》《辽河》等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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